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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涉外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就有效应对涉外法律风险和促进国际法治等问题逐步深入思考后形成的思想结晶。习近平涉外法治思想内涵丰富，可以从国家利益本位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实行法治的方法论以及统筹协调的战略观等三个角度进行整体把握。习近平涉外法治思想同时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在利用国际组织开展斗争、构建金融反制裁措施法治体系和指导主权财...
我国学界讨论的合同僵局其实包含两种不同情形：债权人在非金钱债务履行请求权被排除后不及时行使解除权所致的僵局；债务人履行困难意图解约，且继续履行将导致当事人双方利益失衡，但债权人因有权请求继续履行而不及时行使解除权所致的僵局。前者可通过适用《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得以解决，但后者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对于第二种僵局，我国可借鉴域外法经验，从减损义务的角度对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进行限制。比较法上就此存在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和法律学说，从中国国情出发，以我国社会治理的丰富经验为基础，将社会治理与法治进行创造性结合，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这一实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公平正义，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突出制度之治，走向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社会治理法治理论，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指引着社会治理各项实践，包括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
费孝通的思想存在一个重要的转变，即着眼于早年从私的角度强调差序格局到晚年着眼于公的角度强调天下大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了晚清以来的大同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相比差序格局概念的巨大影响，对大同维度意义上的普遍主义的讨论相对较少。有鉴于此，从费孝通出发，重新考察康有为的大同说，认为大同小康之分的枢纽是天人之际（天祖之别）。康有为在天人之际的纠结揭示了近代以来从中国出发的普遍性始终面临两种根本的困难。费...
在过失犯领域，有四个不同的理论点被冠以“结果回避可能性”的名号，分别是裸的行为意义上的结果回避可能性、不可抗力意义上的结果回避可能性（结果回避义务意义上的结果回避可能性）、条件关系意义上的结果回避可能性、合义务替代行为意义上的结果回避可能性。所谓裸的行为意义上的结果回避可能性并不符合结果回避可能性的含义。不可抗力意义上的结果回避可能性是过失犯的一个要素，其体系位置和理论功能随着过失犯的理论变迁而发...
近年来，国内有学者主张将目的正当性增列为比例原则的第一个子原则。由于目的正当性已为合理原则和诚信原则所包含，该说等于“一女三嫁”。在行政法上，基于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审查功能分化的需要以及目的正当性判断的功能属性，将行政目的正当性要求归入比例原则并不妥当。由于比例原则对保护公民权利具有显著优势，包括英国在内的普通法系国家已逐渐舍弃合理原则，改而采用比例原则；我国引入比例原则之后，为更好地保护公民权利...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首次明确行政处罚的定义，但存在三点缺憾：一是定义所反映的是以管理为本位而不是以权利义务为本位；二是将“行政管理秩序”和“行政法律秩序”简单等同起来，客观上把受处罚的行为从违反“行政法律秩序”不当扩大到违反“所有行政管理秩序”；三是“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未能覆盖行政处罚所带来的所有“不利后果”。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而尚不需追究刑事责任的公民...
在追溯时效溯及力的问题上，“从新原则”与“从新兼从旧”原则都因理论基础缺陷与法律根据失当而缺乏正当合理性。追诉时效溯及力应当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其正当根据首先来自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支撑。其次，《刑法》第12条溯及力条款的规范保护目的为追诉时效溯及力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提供了目的论解释根据。最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通过补正解释的方式也确证了追诉时效溯及力应当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司法实践...
公司决策程序能够保障公司意思独立于股东。公司意思独立是公司法人人格的本质，有助于抑制有限责任制度存在的负面效应，保障有限责任制度在公司法中落实。各国公司法普遍对公司决策程序进行规范。公司意思的独立性随着公司决策程序的运行彰显、维持与强化。以股东会决议程序为代表的公司决策程序是公司意思形成的构成要件，有助于保障公司的意思自治。股东个人决定、股东协议等决策方式绕开了股东会决议程序，会损害公司意思的独立...
警方犯罪统计中的犯罪现实，在某种程度仅是一幅扭曲的犯罪图景。犯罪的追诉与惩罚不单纯是官方对“客观犯罪”的反映，更是刑罚的社会控制机制的产物。不起诉人数增加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更加收放自如地行使了不起诉的裁量权。自由刑在法院量刑中的地位非常显著，重刑比重在危害公共安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财产犯罪中过于显著。刑罚的社会控制背后，暗含着人们对刑罚目的论的不同理解，在人们的观念里，绝对的刑罚理论从来都未曾...
清代的典习俗是发达的土地金融市场的产物。理解该时期的典习俗实践，应主要从市场-产权逻辑出发，不宜过度依赖情感-伦理逻辑。出典、回赎、找价、绝卖等行为，均体现出充分的市场理性和明确的产权边界。清代各级政权立法对典的规制，各地方——尤其浙、闽——官府对涉典纠纷的审断，也多符合市场-产权逻辑，从而有效地保护和促进了资源流通和经济效率。对清代典习俗、相应法律表达与实践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当代学界对传统经济与...
公司控制权可能被经营者滥用以追求自身利益，但它也可以保护并激励经营者为公司实施其作为企业家的独有见识并努力获得企业专用型知识和技能。双重股权结构会恶化控制权利益的黑暗面，但又能够支持其光明面。因此，双重股权结构的监管制度应当遏制经营者滥用该类结构损害公司和外部股东的利益，但同时不应当对经营者通过该类结构掌握控制权造成重大损害或限制。为达成这一目标，监管机构可以对股东投票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分离程度进行...
另案处理的正当性在于，法官为了避免合并审理产生明显的诉讼迟延而行使分割案件的诉讼指挥权。而司法实践中，另案处理已成为法官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拒绝裁判的理由，严重危及诉讼经济与程序安定，其原因则为适用标准与程序保障的缺失。通过区分诉讼要件、合并要件与诉讼迟延风险的裁量三项内容可以进一步界定另案处理的适用标准：只要未违反诉讼要件，违反合并要件应当强制分案，存在明显的诉讼迟延风险需要裁量分案。未来还应当...
关于违法无效合同的不当得利返还，我国法并无明确规定。两大法系大同小异的做法是“全有全无”，具体为不当得利的违法性抗辩及例外规则体系。我国《民法典》在编纂过程中虽然删除了不法原因给付规则，但仍可通过对第985条的扩张解释，将“全有全无”设定为违法无效合同不当得利返还的一般规则。我国司法实践则沿袭了最高人民法院在股权代持纠纷中所持的裁判立场，基于对原《合同法》第58条的扩张解释，在投资已有增值且国家不...
选择性执法源于一系列制度约束条件的客观存在，具有必然性。政策型选择性执法的制度约束条件是，行政执法机关的组织结构特征决定了其无可避免地嵌入到地方政府实现中心工作的框架中，特定政策目标替代了维护理想法律秩序的执法目标。成本型选择性执法源于直接执法成本与间接执法成本的约束，前者决定了完全执法是不可能且没有必要的，后者使选择性执法成为行政执法机关缓解成文法规则与社会具体情境之间矛盾的途径。回应型选择性执...